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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顾名思义是指山西商人集团。我们通常意义沈阳网上什么贷款容易通过的晋商主要是指明清年间沈阳网上什么贷款容易通过的山西商人集团。晋商的经营范围广泛，从粮食、盐业、马匹、皮革贸易，到酒醋、土特产无所不包括在内。晋商的实力雄厚以至于当时评价“支撑起了中国的一半经济基础”。晋商的另一个主要贡献就是——票号（银行），甚至在清中末期晋商尤其以票号经营最为出名。以至于当时的晋商票号遍布全国，大城市自不必说，乃至政府势力较为弱化的拉萨、乌鲁木齐、伊宁、石首、遵义、茅台等地都有晋商的票号。在极大的发展和带动了商业兴起的同时晋商也为中国留下了深厚的经营理念和大量的建筑遗产。例如：山西著名的乔家大院、常家庄园、曹家三多堂等等。都是不可多得的建筑精品。
祁县乔家大院
我在上期讨论秦商的文章里就曾提到过：明代崇祯年间《天工开物》的作者宋应星在野议·盐政议中直接论述：“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那时候四川盐商、湖南商人、江苏商人、浙江商人还没有如此举足轻重的势力。山西和陕西，一河之隔，自古就有秦晋之好的佳话，中国历史上最漫长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发祥于这一地区。因此山西地区经过了早期的实践与发展。商业更是空前的繁荣。
一、晋商之源
山西商业资本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代，晋南就开始发生了“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赞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商业交易活动。从周秦到隋唐，尽管山西已出现一些大商人，但比较其它地方商人，并无突出地位，无一定组织．还未形成一种商人集团的突出势力。隋唐五代又出现了晋阳、潞州、泽州、太谷、平定、大同等新兴商业城镇。李唐起兵晋阳，定晋阳为北都，跨汾河两岸，当时的晋阳商业空前繁荣，有唐一代的稳定与发展为晋地商人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唐诗人韩愈有诗描绘：“朗朗闻街鼓，晨起似朝时。”形容的就是当时晋阳的商业繁荣情况。刚刚听到早上朗朗传来的开启城门的鼓声，开窗一看早晨的街面上已经热闹的好像上午的“高峰期”了一样！
宋代山西地处东北部边防要冲，雁门、代郡、云中都是重要的边防战略要地。在防御的同时，宋王朝所需战马、骆驼、皮革、活羊也必须依靠边境贸易从北方的大辽国来采购。相比而言，辽国更需要宋的食盐、茶叶、丝织品、瓷器和大量的手工业制品。公元996年北宋政府在山西“边州置榷场，与藩人互市”……“沿边商人深入戒界，互通有无”进行贸易。大量的山西籍商人加入了这一贸易经营活动，这一系列的经营活动给山西商人带来了巨大的利润。后来赵宋王朝怕“互市贸易”带动契丹王朝经济的极大繁荣，危及自己的政权，曾几度下令闭市，但是事实上的真正“闭市”根本无法办到。大量的山西商人依靠随身携带的金银、各种紧俏商品在边境畅通无阻，成为边境对峙双方都乐于接受的“财神爷”。金、元时期虽然战争对山西地区的工商业有一定破坏作用，但是元朝政权彻底结束了长江以北地区宋、辽、金的割剧局面，特别是元代驿站的完备，使商业活动的地域扩大了。从《马可波罗行记》我们就可以看到“从太原到平阳（临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商人经营获得巨额利润。”
二、晋商鼎盛时期
晋商的兴起，首先是明朝“开中制”政策的实施，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所谓“开中制”，是指明政府利用手中的食盐专卖、专销特权“吸引商人纳粟于边，官给引目，支盐于坐派之场，货卖于限定地方。”为了达到制度设计的目的，明朝廷方面曾努力为商人开中销盐提供多种方便。在开中制下，封建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着盐的生产，掌握着盐的专卖权，可以根据边防军事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地出榜招商。应招的商人必须把政府需要的实物（如粮、茶、马、豆、麦、帛、铁等）代为输送到边防卫所，才能取得贩卖食盐的专门执照——盐引。然后凭盐引到指定的盐场支盐，并在政府指定的范围内销售。在当时许多内陆省份根本不产食盐，又离不开食盐这种重要的生活必需品，因此盐业的贸易利润极其丰厚，以至于山西地区商人的财富积累更加迅猛。明代沈思孝在《晋录》里描述：“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
晋商大宅院
其次，山西自身资源丰富，又处于国家东西南北交流贸易的中心位置、通衢之地，当时手工业和加工制造业的发展就已经已初具规模，这又为山西商人的发展提供了坚强的物质基础，这一切使得山西商人逐步走向辉煌，并且最终出现了“晋商”这一名词。此外，由于晋中、晋南一带“地窄人稠”，耕地有限，因此从小学习经商技巧，长大后外出经商已经成为这一地区人们的谋生手段。这一点与“徽商”的发源地徽州出奇的相似！在明代中后期晋中商人当时已遍及全国各地，大明朝当时的北京城就曾流行这么一句话：“京师大贾数晋人”。除去达官显贵，在京城买房子置地的大量“新贵”都是山西人氏。随着商业竞争的日趋激烈，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维护自身的利益，晋商的商业组织就开始出现。形成了晋商集团“有钱大家赚”的理念。
起初由资本雄厚的晋商出资雇佣所在当地的土商，共同经营、朋合营利成为较松散的商人群体，后来发展为“东伙制”，类似今天的股份制，大家参股经营，年底分红。这是晋商的一大创举，也是晋商集团能够经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晋商作为地方性集团组织的出现虽在明代，但其发展的鼎盛时期则在清代，其重要标志就是全国各地山西会馆或称晋商会馆的设立。会馆刚开始是为联络同乡感情的，大家在一起吃个家乡饭、看个家乡戏剧，或者初到某地“人生地不熟”暂时落脚、暂时接待。以至于到后来发展成为同乡利益或维护同行利益的组织团体。
晋商发展到清代，已成为国内势力最雄厚的商帮。世界经济史学界把沈阳网上什么贷款容易通过他们和意大利商人相提并论，给予很高的评价。商业的发展不仅给人们带来了巨大财富，而且也“颠覆”了当时人们多少年寒窗苦读努力“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在晋地当时有句顺口溜：“家有万两银，不如茶庄上有个人。当官入了阁，不如茶票庄上当了客。”茶庄票号正是当时晋商非常热门的经营行业。这一时期，晋商雄居中华，饮誉欧亚，辉煌业绩中外瞩目。
清朝入主中原后，蒙古地区归入清王朝统治，带动了汉蒙之间商业贸易开始蒸蒸日上。康熙中年，山西商人进入外蒙古草原贸易，松辽平原和内外蒙古草原，成为山西商人贩运贸易的新市场。当时，蒙汉贸易必须经过张家口和杀虎口（后改归化城），俗称东口和西口，山西民歌里的“走西口”就是指的进入蒙古贸易经商的活动。张家口的八大家名商都是晋商，其中最大的企业是祁县人范家开设的“兴隆魁”，这个商号光雇用当地员工就有300来人，是清代中国对外蒙和俄国贸易的第二大买卖。晋商的行商经常在蒙古大青山和西营一带贸易，并得到清政府的特殊照顾，获得了很高的利润。这些行商会说蒙语的被称为“通事行”，其中最大的“通事行”就是晋商开办的买卖“大盛魁”，从业人员曾经高达达六、七千人，人们曾形容“大盛魁”的财产能用五十两重的银元宝从库伦到北京铺一条路。在宁夏，著名的大商号基本都是万荣、平遥、榆次、临猗一带的晋商开办，宁夏的名药材甘草、枸杞等半数掌握在晋商开的“庆泰亨”手中。足见当时晋商的势利，可谓“财大气粗”。在青海，晋商以西宁为根据地活动于各州县。在北京，粮食米面行多是祁县人经营；油盐酒店多是襄陵人经营；纸张商店，多是临汾和襄陵人经营；布行多为翼城人经营，鲜鱼口以西有布巷，全为翼城人；北京至今留有招牌的大商号“都一处”、“晋阳饭庄”、“六必居”、“乐仁堂”等都是浮山、临汾等晋商首创和经营。有名的北京“二锅头”酒就是晋商开创，完全使用的就是汾酒的酿造和蒸馏技术。
北京二锅头酒 晋商开创的
此外，山西商人还到四川、西藏、云南、贵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广东、广西等各处贸易和经商。山西商人还开拓了国外市场，从陆路对俄贸易最早最多的是山西人，在莫斯科、彼得堡等十多个俄国城市，都有过山西人开办的商号或分号。在朝鲜、日本，山西商人的贸易也很活跃，榆次常家从中国输出夏布，从朝鲜输入高丽参，被人称作“人参财主”。介休范家，几乎垄断了对日本的生铜进口和百货输出。在清朝统治期间，能够兴旺发达二百余年的商业世家，最有名的是：榆次的常家、聂家；太谷的曹家；祁县的乔家、渠家；平遥的李家；介休的侯家、冀家；临汾的亢家；万荣的潘家；阳城的杨家等等，在当时这些都是“一掷千金”的大财主。当时晋商的足迹可谓踏遍全中国、涉足海内外。现在有些专家考证贵州茅台镇的茅台酒的蒸馏、提纯技术也是取自汾酒的技术。看完这一系列资料，我只有赞叹晋商伟大的份儿了！ “不服不行”啊！
贵州茅台
三、晋商的票号
买卖做大了，银子赚足了自然容易“引火上身”，就会被土匪、劫道的、绑票的盯上。晋商携带大量现金，动辄几万甚至几十万两、上百万两的现银交易就出现了高度的隐患和人身安全问题。针对这一问题如何应对、如何解决呢？晋商又开拓了自己的思路！晋商开办的票号应运而生。票号又叫票庄或汇兑庄，是由晋商创办专门经营现金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这样一来晋商就不必携带大量现金出外贸易了，把钱存入票号，自己无论去那一省贸易，只需要携带相关的身份证明、相关凭据就可以在相关的票号兑换出所需的银两，方便安全。象不象今天的联网银行？说到票号就不能不说——日升昌。在票号界对于日升昌票号为晋商票号界鼻祖，一般没有多少异议。而且是从日升昌票号成立以后，众皆效尤，晋商票号才如雨后春笋，迅猛发展起来，最后成为当时中国金融界的重要力量。
为什么票号为晋商首创，而且在晋商中迅猛发展呢？我分析具体原因有如下几个：
其一、有资金实力。晋商资本积累比较雄厚，早在清代雍正、乾隆时，晋商资本“百十万家资者，不一而足”。
其二、经营需要。这是个刚性需要，晋商经营活动的根本需要。晋商多数从事长途贩运、收购转销等贸易，商品流转和资本周转慢，垫支资本大，在资本不足的情况下，就需要向社会借贷。例如：晋商贩运福建武夷茶、普洱茶、安徽霍山茶、或湖广茶等经水陆之途运销至北京、归化城、张家口、蒙古草原、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恰克图和西北兰州、新疆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路程数千里，资本用量大，周转慢，需要大量现金支撑。为了适应营销活动需要，晋商首先创办了账局，经营存放款业务，后来，在账局的基础上而形成正规的票号。
其三、便捷的资金周转与结算。晋商的商号之间资金调拨和结算是一个关键的大问题。晋商商号遍布全国各地，形成一定规模的商业网络。而各地商号的盈利，均须解回山西总号，统一结账分红，同时总号与分号之间，也要发生大笔的资金调拨。过去对此均采用由镖行保镖运现银或者运送贵重货物的形式。但是由于干嘉以来社会极不安宁，尤其是西北地区，保镖运现压力巨大，耗费财力人手还极不安全。为了解决运现银问题，于是以汇兑形式出现的山西票号就应运而生了。
四、晋商名人
祁县乔家
其一、祁县乔家。乔家始祖乔贵发，祖居祁县乔家堡，因其幼年父母双亡，从小就饱尝人生艰辛，而且也没有机会读书。早年常为人帮佣，属于赤贫之人。乾隆初年与秦姓结为异姓兄弟，一同出走口外，开始在萨拉开厅合成当铺做伙计，稍有积蓄，便转到西脑包开草料铺，兼销豆腐、豆芽、切面及零星杂货。二人苦心经营，生意日见起色。但后来又一度亏赔，几乎歇业。乔只好回原籍种地，留秦姓守摊。口外粮食丰收，秦氏趁粮价低时购存一批黄豆，不料次年黄豆歉收，秦氏把黄豆出售，获利颇丰，便把乔从原籍叫来共同经营。乔秦二人把店移到东前街，开设客货栈广盛公，乔秦二人当上了财东。买卖名号“复盛公”。后来乔氏以“在中堂”、“大吉堂”、“进修堂”、“德兴堂”四家名下商号名义，秦氏以“三余堂”名义，在复盛公共投资白银3万两，业务仍以经营米面油粮等生活必需品为主，后又兼营酒、茶叶、衣服、钱铺，买卖日益兴隆。
乔贵发虽然没有读过书，但是他定有家规，要求乔家子弟恪守家规：“不准嫖赌、不准纳妾、不准酗酒。”因此乔姓家业逐渐兴旺。而秦姓子弟吃喝嫖赌、挥霍奢靡，渐从号内将参股抽出，全部花光。秦氏抽出之股均由乔家补进，最后复盛公14个财股中秦姓只留1分2厘5，余皆为乔姓之股。
乔家在中堂
复盛公成为乔姓之商号后，买卖兴隆，继在包头增设复盛全、复盛西商号和复盛菜园。后来又在包头城内共开设复盛公、复盛西、复盛全等有19个门面，四、五百职工，是包头城开办最早、实力最为雄厚的商号，包头城的投资兴建大部分资金都来自于复盛公的投资和纳税，故包头城当时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谚语。
曾经有一部热播的电视剧《乔家大院》讲述的就是乔家传人——乔致庸。乔致庸在乔家的发展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他是乔家门中最长寿的人，活了89岁，子孙满堂。他于同治初年耗费重金扩建祖宅，修建了著名的乔家大院，至今乔家大院留给后人观瞻，乔家大院被古建专家学者誉为“清代北方民居建筑的一颗璀璨明珠”。给我们留下了重要的明清建筑历史“活资料”。乔致庸字仲登，号晓池，自幼喜欢读书。他是乔家第四位当家人，著名晋商，当地人称“亮财主”。乔致庸是清朝末年山西晋商的代表商人，在家族生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毅然弃文从商接手家族生意。在他的不断努力下，乔家的生意步入巅峰，至清末，乔氏家族已经在中国各地有票号、钱庄、当铺、粮店200多处，后人推测乔家资产最多时达到数千万两至两亿两白银。在国弱民贫的清朝，乔致庸能够带领家族走向全国，将贸易发展至全国，他堪称是乔家划时代的领军人物。
其二、太谷曹家。曹氏发迹，始于明末清初人曹三喜。当时三喜为谋生，随人至东北三座塔（在今辽宁朝阳县），租地种菜、豆类。后与一当地人合伙，用所种之豆，磨成豆腐出卖，用豆腐渣养猪。辛苦经营多年，日渐发达。这时，原合伙人提出分开各自经营。三喜独立经营后，由磨豆腐、养猪，又发展到用高粱酿酒，进而开杂货铺，后又兼并了原合伙人的生意。随着三座塔地方的繁荣，人口的增多，清廷设立了朝阳县。而曹氏在该地早已开办有商铺，所以当地有“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之说。此后，曹三喜又将商号开办到赤峰、凌源及建昌等地，经营范围也扩展为杂货业、典当业、酿酒业。后来又在沈阳、四平、锦州等地设立商号。这样，曹氏已成为关外有名的大商贾。
太谷曹家三多堂
清兵入关后，曹三喜“衣锦还乡”。他首先在原籍太谷设号，继设号于华北、西北各商埠。曹三喜致富后，把资产给七个儿子分为七份，不过在商业上仍合资经营，七家各出资本白银10万两，组成总管理处，称“曹七合”。后因一个儿子出门承嗣去了，又把“曹七合”改为“六德公”。如怀义堂、馨宜堂、留青堂、三多堂、五桂堂等。他们合资办的商业，到清道光、咸丰时达到鼎盛。当时曹氏商号遍布全国各地，如济南、徐州、兰州、太原、天津、北京、沈阳、锦州、四平、张家口、黎城、屯留、太谷、长子、榆次等，在新疆、库伦及莫斯科、伊尔库次克等地，也都设有曹氏商号。其经营范围很广，如：绸缎、布匹、呢绒、颜料、药材、皮毛、杂货、洋货、茶叶、酒品、帐庄、典当、钱庄、票号等。曹氏在商业经营上合资共管，在家庭的经济上则各门自立。在各门中以三多堂经营最善、实力最为雄厚。清代咸丰年间曹氏仅三多堂名下的资金就达到了600余万两白银。
曹氏商业“帝国”在清末彻底衰落。辛亥革命后，白银改银元，银元改钞票，几次变更，曹氏商号由此带来资本折换，债务折换，亏损银数十万两。1919年，曹氏在莫斯科、恰克图、伊尔库茨克和蒙古库伦（乌兰巴托）的商号，负外债银80余万两。原持帝俄时代的钞票每张抵银一两，苏联革命成功后每张仅值白银五分，此一项曹氏即亏银37万两。曹氏商业以东北各大城市为多，北洋军阀混战时期，曹氏在东北的买卖损失巨大。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占东三省，后来又成立伪满州国。按日军的殖民地经济统制法，曹氏在辽宁的五个银号合并为玉城银号，归伪满州国的政府所有，曹氏在东北的商号全部化为乌有。东北原是曹氏发祥地，其东北商号的垮台，又影响到关内的商号。在各商号倒闭前，各号掌柜趁机各饱私囊。关键是，曹氏后代教子无方，子孙又多眠花宿柳、吸食鸦片，庸碌无能，曹氏的商业买卖终于全部倒闭。曹氏商业“帝国”轰然倒地。
榆次常家庄园大门楼
其三、榆次常家。榆次常氏是晋中富商。徐珂《清稗类钞》称常氏有资产数百十万两。该族原系山西太谷县人，明朝弘治十三年（1500）常仲林迁居榆次县车辋村刘家寨，由仲林一世起到八世常威时，家“始裕”，“至于起家，即率经商”。其经商则在多伦诺尔、张家口、兴化镇及本省大同、繁峙等处。常氏发迹之后，弟兄分居，添房盖院，分为“南常”、“北常”。“南常”以万已为代表，为“世荣堂”；“北常”以万达为代表，为“世和堂”。“北常”从乾隆年间始，就以大德玉商号名义在恰克图经营对俄贸易。随着业务的发展和资本积累的增加，常氏于道光六年（1826）新设大升玉商号，道光二十年（1840）增设大泉玉商号，同治五年（1866）增设大美玉商号，光绪五年（1879）增设独慎玉商号，形成了常氏的“玉”字连号。此外，独慎玉商号还在莫斯科设立了分店。汾阳路履仁先生目睹晚清恰克图商业状况，撰文说：“买卖城内有一东西向横街和三条南北巷子组成，西巷有常家的大泉玉，中巷有常家的大升玉，东巷有常家的独慎玉。”一家买卖占了三条街，可谓壮观！正如《山西外贸志》所说：“在恰克图从事对俄贸易的众多山西商号中，经营历史最长、规模最大者，首推榆次车辋常家，常氏一门，从乾隆时从事此项贸易开始，历经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七朝，沿袭一百五十多年，尤其在晚清，在恰克图十数个较大商号中，常氏一门独占其四，堪称为清代本省的外贸世家。”“南常”的商号名称均带有“昌”字，号称“十大昌”。其商号遍布苏州、上海、汉口等地。以至于清中后期当时上述地区的带“昌”字的商铺基本不用问全部是常家的买卖。
常氏祠堂
常氏既深谙经商之道，更热衷于建设。从清康熙年间到光绪末年，经过二百余年的修筑，常氏在榆次车辋村整整建起了南北、东西两条大街。街两侧深宅大院，鳞次栉比，楼台亭阁，相映成辉，雕梁画栋，蔚为壮观。共占地一百余亩，楼房40余幢，房屋1500余间，使原先四个自然村连成了一片。俨然是一座小城市。有谚曰：“乔家一个院，常家二条街。”常氏宅院的建设规模当时称为三晋地区民居建筑之首。常氏在商儒互长，商业日益兴起之际的明末清初，开始了在车辋故里的宅第修建。九世常万已、常万达兄弟的事业如日中天，宅第建筑也随之进入了鼎盛时期，万圮由南向北，建成一条街，俗称西街；万达在村北购置土地，建起一条新街，俗称后街。遂有常家两条街之称。经之后近二百年的完善，这两条街，深宅大院百余处房屋四千余间，楼房五十余幢，占地六十万平方米。院内楼厅台阁，雕梁画栋，精致恢宏，蔚为壮观。另有七处园林，名花古木，高阁低亭，曲廊斋坊，水溪池潭，在千里堡墙八道堡门的环围下，实现了主人可燕居、可耕读、可修身、可遐想、可观赏、可浏览、可悦心、可咏叹等“八可”追求的理想精神庄园。现已修复的四万平米宅第，八万平米园林，虽只占原规模的四分之一，但基本上保持了庄园风格，再现了昔日风采。
常氏藏书楼
五、晋商的衰落
任何事务的发展都是有巅峰、有谷底的。就好像达尔文在《进化论》中论述：“地球从未曾让任何一种生物经久不衰……”一样。晋商也是一样逐步从欣欣向荣走进了夕阳西下。
其一、国事衰落。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俄国以“调停有功”，与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俄国政府不费一兵一卒，打开了侵略中国蒙古地区的通道，取得了沿海七口（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琼州）的通商权。同治元年（1862），俄国政府又据《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取得了通商天津比各国低三分之一税率等特权。自此，俄商得以享受特权，深入到中国内地攫取物产和推销其产品。同治五年（1866），俄国政府又强迫清政府取消天津海关的复进口税，即免征茶叶的半税，使俄商的贩运成本大幅度下降。
据天津海关记载：咸丰十一年（1861）以前，一直是晋商垄断着湖北、湖南的茶叶贩运，他们将两湖茶叶经陆路运往恰克图销往俄国。但是从同治元年（1862）始，俄国商人已在上述地区建立茶栈，收购和贩运茶叶。由于俄商享有免除茶叶半税的特权，又是水陆并运，俄商的贩运路线是：将茶叶用船从汉口沿江而下运至上海，再沿海运至天津，然后走陆路经恰克图贩运欧洲，大大节省了费用，所以俄商贩茶业务扶摇直上，从同治四年（1865年）的164万磅，到同治六年（1867年）猛增至865万磅。而晋商贩茶却由于清政府的限制，不能享受水路运输之便，并且要付数倍于俄商的厘金税收。例如，从湖北汉口贩茶至张家口需经63个厘金分卡，所付税金要比俄商多10倍，而清政府对于本国商人只知道压榨，又没有任何保护与帮扶，所以恰克图晋商的对俄贸易也就日益衰落。同治七年（1868），恰克图的晋商号已由原来的一百二十家下降到四家。再到光绪年间恰克图的晋商号已经荡然无存。
其二、墨守成规。以晋商票号为例：清末，伴随着民间资本进入市场、东部沿海省份外国银行资本大量进入市场，晋商经营的山西票号业务已呈衰落状态。但在山西人中也不乏有识之士，他们认清了新的形势，主张改革图存。可惜由于一些财东及总号经理的顽固和墨守旧法，以致四次失去发展的机遇。例如，光绪二十九年（1903），北洋大臣袁世凯曾邀请山西票号加入天津官银号，但山西票号拒不奉命。光绪三十年（1904），鹿钟霖为户部尚书，奉谕组建大清户部银行。鹿也邀请山西票号加入股份，并请出人组织银行。山西票号北京分号的经理多数赞成鹿氏之提议，均跃跃欲试，但山西票号均为独裁管理体制，重大事体必须请示东家定夺。
清末晋商东家多半已经是“富N代”的继承人了，再没有老祖宗艰苦奋斗的传统，也没有独具慧眼的本事了。大多墨守成规，只知享清福，毫无远见卓识。复函各分号经理，既不准入股，也不准派人参加组建，致坐失机缘。后来，户部银行改由江浙绸缎商筹办，致江浙财团后来居上。不久，户部银行改组为大清银行，再请山西票号参加协办，无奈山西票号又不应召。结果，山西票号始终未能参与国家银行，失去了改组成为正规银行的发展机会。
其三、国家动荡。就像孔子在《论语》里面说的：民不患贫而患不安、民不患寡而患不均。清末的辛亥革命大爆发是晋商们始料不及的。就像上文我所说的“晋商东家多半已经是‘富N代’的继承人了，再没有老祖宗艰苦奋斗的传统，也没有独具慧眼的本事了。”根本就没有看到国家大形势发生的巨大变化。辛亥革命发生，晋商各票号均毫无准备，放出之款再也无法收回，而存款用户却纷纷来挤兑，山西票号因此一蹶不振。晋商国内的主要盈利买卖都在东南数省，战乱之后买卖铺子全部化为乌有。
经过以上三个主要方面的沉重打击，晋商昔日的繁华再也难以寻觅了。“就好像划过天际的一颗星辰，永远的湮没在了浩瀚的银河中。”
作者简介：
全勇据徳游艺签约作者，出生于北京，全氏一族在京城至今已经经历了整整6代人。作者业余时间尤喜明清历史，经常徜徉于博物馆，图书馆而流连忘返，深入研究了大量明清历史风俗，历史典故，历史事件等。曾经师从于北京周易协会副理事长，北京楹联协会秘书长，北京满族研究会理事 赵永生老师。在老师的指导下学术水平日趋精进，对清代宫廷饮食，医药，藩邸等多有研究，研究论文颇多。文中见解为作者一家之言，如有不妥之处欢迎读者多提宝贵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