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之间打回学生时代：大厂程序员的老实人生结束了

△程序员们在商量代码 图片 | 视觉中国

“你看别的会议都是各种人，穿得很光鲜亮丽，西装革履的，你要是去参加技术会议，都是背个双肩包，T恤。大部分程序员还算是比较单纯的，所以不知道社会水这么深。”他说。

此前，程序员一直是互联网圈“流量最高”的群体，漫天调侃背后指向的是社会评价：高收入、高学历、上升路径清晰——一度成为相亲市场上最受女生和家长欢迎的群体。

四年前，一则计算机培训机构的广告里，打出的招生标语是：只有程序员的收入可以追上房价。互联网圈有钱几乎是那几年的共识。这吸引了无数人纵身跃进互联网，知乎上一条2014年的帖子里，有用户感慨，“我的一个朋友，54岁了，现在在学spark+kafka+scala”——当年最热门的技术语言。

陈远钊和张博允也是在这股热潮中，跨专业入行的。

张博允本科是硬件方向，做网站前，写过一些小的爬虫程序，大学读到一半，“基本上就感觉将来会从事这个行业”。

陈远钊则是更纯粹的工科方向，和互联网毫不沾边。2014年在对口的工厂实习时，他特别焦虑，看不到未来。那段时间，他频繁地刷知乎、论坛、微博，不断地找校友咨询，“当时就想哪个行业能赚钱就去哪个行业”。他列出最符合标准的几个行业：咨询、律师、金融圈里的资管、券商分析师，互联网里的码农。做了优劣势比较分析之后，“最后我意识到，码农是最现实的，转行成本短平快，其实没学历也能转”。

毕业那年，他自学写码，做后台，成功入职一家小创业公司，成为一名程序员。2016年，机器学习很火，他一边上班一边自学。学得不扎实，也没有什么项目背景，但也可以跳槽。

“当时工作经验短，一般招聘的要求低，他只看重你的思路，你的逻辑思维能力跟用算法解决现实问题能力，对那种每个技术站知识点的深度，掌握程度不强求，懂多少算多少，相对工作年限里面能够表现出中上水平我就录用你。”

那一年，做机器学习的对口程序员不多，加上公司扩招，陈远钊如愿进了“大厂”。“其实前几年更夸张，2012、2013年大专去百度都很easy，当时感觉互联网门槛低，现在回过头来看，互联网门槛不亚于金融业，硕士是标配。”他说。

入职后，加班成为常态。但上升通道非常清晰，更重要的是，“绝对稳”。

人生中途，敲响警钟

陈远钊对“技术与公司关系”的认知则是：我出卖我的时间跟劳动力，帮公司完成需求，公司给我资产上一些积累和沉淀。相当于我虽然是打工，但其实是为了自己未来做技术储备。也算一种软性创业。

那几家创立于2012、2013年前后的互联网公司，如今已经成为行业里的小巨头，创业期程序员有的已经稳稳地身家过亿。即使晚一两年进入的，有的也已经在北京购置了房产，更快的甚至在二环内换了一套一百平的学区房。

这是陈远钊身边活生生的例子。但繁重的KPI也麻痹了程序员们。他觉得公司的氛围给大家传递的信号是：干活特别慢，干活效果或是做事情靠谱程度比较差也能容忍你。“需求量大，需要人纯干活。这个行情好。”陈远钊说。

现在，他的认知变了。“其实就是一个很赤裸的资本上的雇佣关系，没有利用价值了就得滚蛋。或者说即便你是能做事，但是我饱和了，不需要那么多劳动力了，就不顾及你了。”

“所以说，每个人都要做好随时走人的准备。你本来就不是什么公务员，不是国企，你要自己做好这个准备，否则那真的这一天来了谁也救不了谁。”他说。

“穷忙族”——他这样总结过去的自己以及他认为90%的程序员的真实状态。他觉得自己之前就像是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仓鼠，拼命跑，跑得特别快，既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也不知道怎么能先停下来。

“不单单是没时间，因为你的解决方式只能是把时间放在技术上，然后继续又用在工作上来不断循环。这种状态让你没办法到另一个层面上思考。”他声音轻，语速快。从公司正式离职后，他总结这段工作经历，“我发现我真正在技术上没有任何沉淀”。

这是一个可怕的发现。“这就是事实，不断去加班，不断把精力放在业务上，真正的大部分公司是每周60到70个小时之间，周六睡觉都到中午了，私生活更少，导致很宅，工作竞争力上很难维持住。”他说，“但这在之前是没有问题的，虽然也有无奈，但是大家都那样，很多人就是冲着收入去的，有的人也愿意穷忙。”△工作日深夜的望京SOHO 图片 | 视觉中国

这种环境很容易给工程师带来一种迷幻的安全感，危机意识被阻隔了。

他们也并没有为公司的状况担心。“最近融了这么多轮，盘子也不是大到很臃肿”，况且团队技术基础也牢。当初团队成立时招人标准很严苛，“我们投简历跟发offer的比例是百分之一，一百个简历最多发一个offer。”刘江杰说，“我们这边确实一个团队你要找两个挺差的基本上不大能找得出来。”

基于这样的心理状态，被“优化”的感受显得更具体。

12月16日，周日，晚上十点工作群突然通知星期一早上提前三十分钟上班，CEO明天要来开全员大会，措辞严厉。这是成都分公司成立将近四年来，第一次见到CEO。会议非常迅速，言简意赅，全程“不到五分钟”，“然后就让大家到工位上等着，HR叫到你就去聊一下，就这样一个个地叫。”刘江杰说。

难熬的几个小时。整个公司都瘫痪了。刘江杰观察到同事们一个个“都很迷茫”“充满了恐惧和排斥”。第二天，所有人都学乖了，“我们平时都是11点就去吃饭，那天都是12点吃饭的。”刘江杰说，“这个时候，你犯了错可能就把你加到名单里面去了。”

画个大饼就能赚钱的时代过去了

“确实之前有点太热了。”高剑习惯了行业里各家抢夺市场的打法。相当长的时间里，互联网公司早就习惯了见到风口就一拥而上。行情好时，这种打法很容易成功。高剑记得，经手第一个在线直播项目时，“大概2013、2014年，创业环境特别好，基本上没怎么努力就成绩还不错，做什么都比较顺”，这形成了很大惯性。

“大饼画得不错。”张博允说。2018年8月，知乎宣布完成2.7亿美元E轮融资，并由此扩招。张博允的部门也空降了一些leader级的新人，“看不清楚招人的标准，很多人都是空降。”他明显觉得，这一年里业务扩张得太快，做的东西也不明确，很多尝试的投入产出比并不高。“可能真的是太盲目了。”他说。

陈远钊则觉得，在这几年的互联网浪潮下，程序员真正的定位应该是“劳动密集型”。很多互联网公司突围的关键策略是：拼人力，拼加班，拼每周比别人多上一天班。

陈远钊入职时，公司的码农有6000个，离职时，他估计这个数字更多。具体到他们部门，一个产品经理能够对接将近20个码农，“可以这么讲，之前把各种利好、各种风口的东西炒得太快，其实依靠的还是国内的人口红利”。

离职之后，他们明显感觉到一切比预想的不顺利太多了。

半个月里，陈远钊每周安排3-4个面试，在一家最近两年颇受重视的人工智能公司面试时，对方和他聊了5个半小时，很长、非常详细，但最后还是决定不发offer。之后，在一家创立于欧洲的浏览器公司面试时，他碰到了另一位程序员，对方也是一线互联网公司的，遭遇类似，已经面了7家，大小公司都有。

很多公司早早就锁死了招聘名额，而在这个节点，大量程序员被释放出来了，刘江杰做了一个比喻，“就像园里只剩两棵菜，突然放进一群（吃菜的）。”有限的在招岗位提高了标准。高剑至少有五年没有见过面试官了，这个月来不断面试不断调整状态。“着急啊，但是也没办法。”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也没有想象中那么优秀，对于薪酬的预期不断降低。

这并不是高剑自己一个人的感觉。程序员们都清楚，随着工作经验增加，技术水平不一定增加，工作的温室会让他们丧失一部分对技术的危机感。

张博允现在最后悔的是，在知乎工作的那段时间用了很大精力经营个人账号，当时为了录制技术视频，还特地配备了专业的视频、音频设备，学习剪辑软件，“输出太多，输入太少”。最近，他几乎没在账号上发什么了。“真是得好好反思一下。”他说，“可能互联网看起来还是比较欣欣向荣的，真的，从来没想过会有这种事，虚假繁荣。”

离职之后，几个人都没有太怎么休息。他们仿佛在一夜之间又回到了学生时代，每天刷大量的技术题，改简历，针对岗位信息准备面试内容。这次求职，张博允希望向更底层服务的方向沉淀，做和业务线无关的事情，这样更稳。

△ 程序员的节日“1024” 图片 | 曹建雄(视觉中国)

他背着一只黑色的双肩包，里面是面试需要的资料。在海淀的大学城，他度过了将近八年的人生，四年用来读书，毕业后的工作也在这个圈子。“直径不超过五公里”，最远的在中关村。这之外的北京，他平时很少涉足，“要是出了这五公里，还经常找不到路”，他说。这是他熟悉的生活方式，也是他认为大部分程序员老实、踏实、稳定的人生轨迹。

“至少我觉得长了个记性吧。”张博允最后说。

“什么记性？”

“就是居安思危啊。”

（文中受访人物皆为化名。本文由腾讯新闻出品。未经允许禁止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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